有的是法律，有的是行政法规，还有的是部门规章。
但日本国宪法宣称的是世界上所有人（all peoples of the world）个体地拥有、在免于恐怖与匮乏的和平中生存、生活的权利（the right to live in peace）。这表明了设置政府的一般设计。
然而，1795年宪法中权利与义务的宣言第4条给出的定义是这样的，安全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权利，通过所有人的合作而产生的（La s?reté résulte du concours de tous pour assurer les droits de chacun）。[15]对于法国宪法、人权宣言的转变，以1950年代的长谷川正安的研究（收录于《法国大革命与宪法（フランス革命と憲法）》三省堂（1984年））为嚆矢，到近年的辻村みよ子《人权的普遍性与历史性（人権の普遍性と歴史性）》（創文社，1992年）已有丰富的研究史。原因在于，近代是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同一性、主权归属于被统治者为原则的，近代的统治将作为被统治者的国家成员所希望的安全与安心列为其统治的基本目的。整部影片反映了一个事实：人类正在遭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困扰。文章摘要和关键词系译者所加。
[29]古関彰一，前掲《論座》論文，第47-48页。不过，Nation在表面上是一体的，只要限定在该nation的内部便充满了同胞的友爱，因而也可以打开了与他者的友爱（fraternité），作为美好的人类共同体而镌刻在历史上。因此，用违宪审查来解决政治纠纷，对许多国家而言实属迫不得已。
〔22〕赵晓力：《司法过程与民主过程》，《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法院之所以成为仲裁者，恰因其独立于政治过程而具有的中立特征。从这一角度来看，司法审查是政治性的，它并不停留于单纯的个案审判这一司法功能。〔42〕在众所周知的学术研究环境的围追堵截之下，我们面对的是反民主思潮的泛滥。
违宪审查难道不也能促进民主进程吗？约翰·伊利的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49〕[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1页。
〔20〕 我国一直是一个单一制国体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本源性的，不像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联邦政府那样权力来自于各州的让渡。一个常用的比喻说明了这一点：人大要从橡皮图章变成木头图章——坚硬意味着更有权威。如果我们还没有将宪法已然确认的民主过程激活，就无需抱怨宪法还不够至上，以及为何还没有一个专门机构把它作为尚方宝剑。但实际上，保障权利的历史远比违宪审查久远。
对法律渠道的过度期望，不是激励公众去推进人大制度的实践，而是促使人们通过挑战这一制度的技术性缺陷（代表人数众多、专业化不足、兼职、任期太长、非直接选举等问题）来瓦解它内在的民主价值。〔30〕在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中，《权利法案》没有阻止内战前的联邦最高法院再次肯定奴隶制的合法地位。〔5〕李步云：《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刻不容缓》，《法制日报》2001年12月2日。还有的学者将英国视为由立法机构负责违宪审查的模式的一个例子。
一个明显的学术努力是，面对公共权力的腐败，社会不再诉诸于通过选举约束和表达自由，〔40〕原因在于，这一诉求在政治上是不安全的。它正削弱着同样立基于议会至上理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品质，鼓励着社会放弃通过政治渠道改善权利状况的努力。
〔17〕 在其他国家，联邦制国体的整合要求也是违宪审查的重要成因，最明显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南斯拉夫。我国学界对违宪审查的强烈呼吁，既基于这一制度的自身价值和历史成就，也是当前特殊的舆论和政治环境挤压下的突围举措：当别无选择时，违宪审查就成了救命的稻草。
（本文发表于《政法论坛》2010年第1期） -------------------------------------------------------------------------------- *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对之加以约束是维持联邦存在的必要举措。〔9〕通过捍卫宪法权利和自由，立宪者希望独立的司法机构能够防止多数决原则蜕变为多数的暴政。〔23〕 亚洲新兴民主政体的例子，可以部分地说明违宪审查在单一制国体中的功能，它同样与政治民主相连。〔48〕政府的任何一个分支部门缺少这种野心，都会使宪法体制失衡。根植于议会至上和公共信任模式，英国更愿意发扬他们将议会和政府作为人权保护者的传统去实施改革。
〔13〕南非也是由于对政府和法院的不信任，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没有民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18〕作为区域结盟的典范欧洲联盟，也很自然地发展出一套旨在约束结盟国的区域法院，其成功运作又启发了不少欧洲国家在内国宪政体制中建立类似的机制。〔45〕罗伯特·达尔也早就提醒我们，宪法规则并不是维持民主制的关键的、独立的要素……它之所以重要，在于其有助于确定在政治斗争中哪些特定集团将获益或者受损……在我看来，认为因为有宪法才民主是倒果为因。
公民权利保障中出现的问题，自然可以表现为宪法条款受到了侵害，但表象之下是政治过程的缺乏活力。〔17〕Oliver Wendell Holmes, Collected Legal Papers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0, pp.295-96. 美国司法审查的对象自然涵括联邦政府，后来扩展至州政府的行为和法律。
〔5〕它已经成为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6〕。以司法为中心的宪政主义，忽略了人权保障的其它可能方式。〔25〕的确，这种基于英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模式并不普遍，但它至少证实了一种可能：就保障权利而言，违宪审查并非不可替代的方式，更不是最有效的方式。〔16〕宪法的实施需要同一解释，大法官温德尔?霍姆斯重申了这种论点：如果联邦最高法院失去对联邦行为的司法审查权，联邦不至于陷入危险，而如果对州的行为没有这种权力，则联邦势必处于危险境地。
〔48〕参见前引〔7〕，汉密尔顿等书，第51篇的论述。而采用普通法院模式的国家，其趋势也是代之以民意代表机关的作用，遏制野心勃勃的司法机关。
那些寄望于违宪审查来摆脱有宪法无宪政的窘境的努力，尤其是实现保障个人权利这一迫切诉求，可以更有效地通过疏通民意渠道、强化公众政治参与来实现。我国并不存在由于民主制度带来的多数派专制。
尽管有两院制、严格的修宪程序、比例代表制等维护少数派利益的机制，这些地方由于没有政党有把握获胜，所有政党都愿意限制多数派，而乐于接受像司法审查这样的能够体现少数派要求的机制。事实上，对代议机关的期望正是源于对司法部门存在的腐败现象的深刻反思。
〔39〕江启疆：《法治——中国市场经济的独特视角》，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年，第97页。在我国，多数派看来并没有什么政治优势。正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说的：公民必须愿意以法律方式挑战政府权威的不当运用，这样才能首先在法庭中，然后再在与人民能够在宪法性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能力有关的更大政治领域内确定问题的所在。这种设计方式是一种司法审查的保险模式，作为挑战政府行为的一个备选场合，司法审查为预期在宪法较量中选举失利的党派提供了一种保险形式。
一般地来看，个人的宪法权利是稳定的，它本不因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它没有受到法院的稳定保护。如果说通过选举的监督、议会的监督主要在于形成督促行政机关尊重和保障权利的政治氛围,那么司法审查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则是权利保障的基石和核心。
说到底，我们在理论上正从事着具有高度选择性的事业——既想获得宪政民主的好处，又不愿承受它给我们带来的阵痛。以美国为例，尽管立宪的目的旨在建立一个富有效能的全国性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但既存的各州独立的事实，不可能完全在宪法上消灭，正如《联邦党人文集》第15和16篇所阐明的，各州的政治联合具有国家与联邦双重属性。
在实践中，我们专注于基层选举制度中的矛盾和问题，坦然接受着对它的挑战和质疑，这更使得强化民意约束之路愈加艰难。首先，由于基层选举的真实性还是一个问题，立法机关的问题不是民主太多，而是民主太少，它远未发展到竞争性政治中司空见惯的多数派压迫少数派从而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加以遏制的程度，而麦迪逊和托克维尔提出多数派暴政这个概念〔11〕，恰恰是基于这样一个民主制的。
关注微信
